假如大衣哥朱之文是个镇长
有朋友曾问中国传统乡村的老百姓显著的共同点是啥，我说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：仇富、怕官。
昨天我看到了山东菏泽市单县最知名的“网红”——大衣哥朱之文一段短视频，更坚定了我这个判断。视频中几位青年嚷嚷着，其中一人用脚将其大门踹开。这是明显的挑衅行为，不知道具体的起因是什么，大概是大衣哥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。朱之文出门后没有发飙，还满脸笑容陪着围观的人合影，并表示，那些踹门的不礼貌不懂事，咱不能跟他一般见识，但心里也有委屈。
朱之文和他的乡亲的故事，近几年很受媒体关注，他所生活的村子我以为可以作为观察中国传统农村的一个标本。鲁西乡村社会在北方颇具代表性，大约相当我老家湘中乡村在南方的代表性一样。朱之文通过电视和网络成名了，发财了，他的乡亲也跟着沾光，许多人啥事也不干，就等着拍他的生活上传到网上，赚取流量来挣钱。朱之文为村里花钱做了不少公益，村里的乡亲仍不满意。网上流传一段记者采访该村一位大爷视频，大爷的回答很有意思，他认为朱之文最好给全村每户人家买台小车加一万元钱。
如果没有中国乡村生活经历的年轻人看到这一幕，恐怕以为这个大爷精神出了问题，说呓语梦话了。就好比我发财了，挣了一百万，却要分一半给乡亲一样荒谬。钱是我自己的，凭什么要分给你们呀？
而有乡村生活经历的，比如我，对那位大爷的想法一点不觉得惊讶，这甚至可以看作是乡亲的呼声。同一个村的人，你运气好挣了一百万，若只拿出一万请我们吃饭实在太抠门了。你拿出五十万分给我们，自己不是还能剩下五十万么？
中国乡村哪有什么田园诗呀，纯朴的民风，安宁的秩序，温情的氛围，我只在书上看到。在里面生活，好像是行走在一条后背冷风劲吹的山道，只想早点逃走。大衣哥的遭遇，不是特例，而是相当具有普遍性。传统乡村的居民之间交往，最缺乏的是群己边界，难以厘清彼此的权利与责任。关系越近的人越是如此，一个人发财，他的乡亲觉得跟着沾光是天经地义，不能沾光，则说这发财的没有人情味，近乎谬种。“恨人有，笑人无”是一些人普遍的心态。对不如自己的穷困者，往往是看不起的；而对比自己富有的人，心理容易失衡，甚至是妒火中烧。心想他和我光屁股长大，一个老祖宗发派，不比我能力强，也不比我长得帅，凭什么比我有名有钱？“眼看他起高楼”之时，最希望的是尽快“眼看他楼塌了”。嫉妒，只会发生在同类、关系较近的人，朱之文同村的乡亲，肯定不会嫉妒马云和刘强东，这样的富翁，太遥远了，只能用来膜拜。
我在想，如果朱之文是个官，不要说当县长，哪怕他只是个镇长，村里的乡亲敢这么干么？敢骂骂咧咧踹他们家的门么？我以为大约是不敢的，特别是“官本位”文化很盛行的齐鲁乡村。——这一点，我老家湘中乡村也差不多。一个人当了个芝麻绿豆官，乡亲立刻对他尊重甚至畏惧起来，称呼他不呼其名而是官衔。到山东去，哪怕对方是个科长甚至村长，必须称呼其“张科长”“李村长”而不能是“老张”“老李”。在我们老家，一个男人在家如果不勤快，家务活不干，就喜欢喝酒聊天，他母亲和妻子对其抱怨，常会说一句话是“你是在外面做官回来了”？隐含的是乡村居民对“官”真实的态度。——做了官，就可以享受种种特权包括不用劳作。
传统中国社会把做官称之为“作威作福”，即可以给一位普通百姓带来好处，也能给他带来灾祸，所以普通人必须巴结他、畏惧他。威福是一体两面，缺一不可。大衣哥朱之文这些年出了大名，挣了些钱，他可以“作福”，给乡亲们做一些好事。但是没有权力，所以不能“作威”，乡亲们不怕他。朱之文有一个市政协委员的头衔，似乎不管用。他若是个镇长，或者派出所长，对乡亲有现实的、即刻的威慑力，估计人从他家门口走过，都不敢大声喧哗。
中国古代的乡村，官府里没人的土地主最受欺负。官吏可以勒索他，地痞可以骚扰他，而乡邻对其是满满的嫉妒。所以有钱的商人总要捐个官衔做保护伞，免受随便被伤害。但有时也不管用，虚衔和实权相差甚远。曾国荃做湖北巡抚时，处理了一个案子。汉阳县令因为一个盐商嘴硬，叫衙役用刑把这商人打死了。后来一查，这商人捐了个候补同知（同知比知县级别高一点），知县等于坏了朝廷规矩，擅自向有官员身份的人用刑而被免官。——也就是如此罢了。
有人会说朱之文为什么不搬到城里来。他定居城市的经济条件肯定够了，可作为一个网红，和李子柒一样，舞台就是家乡的农村，离开这个舞台，也就难继续红下去。更重要的问题说，他住在自己的家，为什么要搬走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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